吴兴杰(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,中国经济网信用频道特约评论员)

信用是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无形保障体系,信用与法律、法规等有形保障体系构成全社会正常运作的基本条件。如今社会的信用体系面临着挑战,根源有三:文化、制度、机制。这里,“文化→制度→机制”构成一个“信用逻辑链”,成为建设“信用社会”的理论依据。

一、信用来源于社会文化。

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,最根本的动力源泉是文化。信用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必然要求。信用缺失的根因在社会文化。

1.人是什么?这是一个哲学命题,也是一个文化命题。

西方哲学以古希腊哲学为起源,形成了自然哲学的理论体系,人来源于自然,人就必然要遵循自然法则,人与自然的博弈诞生了“硬规则”体系。规则意识是人的最深刻观念,否则就不是人。这是西方文化的最深刻本质之一。

中国哲学以古代哲学为起源,主要是孔孟学说为主体、道家学说和法家学说为补充的哲学体系,形成了人本哲学的理论体系,核心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思想,诞生了“道德伦理”这一“抽象规则”体系,也是一种“软规则”体系。一个人如果不遵循道德伦理,就不是人,甚至猪狗不如。这是中国文化的最深刻本质之一。

2.规则的本质差异性:文化顶层设计的差异化

中国文化的“软规则”体系与西方的“硬规则”体系相比,无形的约束机制,表现为空气一般的存在方式,没有强制性的规则约束人们,基本上依靠人自身的约束机制。这一的文化本源要求人们修身养性,但是,如果人们的修养水平很差,谁来约束呢?无形的规则需要高素质的人,然而,高素质的人需要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,一个落后的社会怎么可能有高素质的人呢?即使出现个别的高素质人,也许只是极其个别现象,根本不是普遍规律。

中国文化的顶层设计是一个美好而自我矛盾的理论假设。面对落后的社会现状,单纯依靠个别道德伦理榜样人物的吸引力,根本不能实现全社会的规则运作,无论社会怎么激励、鞭策,素质差的人根本不能具备高尚的道德伦理,好比人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地球的引力一样。这些素质差的人就会像泛滥的洪水一样流动于全社会的各个角落,成为破坏社会规则的祸根,信用的缺失就成为必然结果。

与此相反,西方文化的顶层设计是一个现实与具体的理论假设。面对落后的社会现状,首先设计一个“硬规则”体系,无论什么人均要遵循,否则就会突破人的底线,也就不是“人”了。低素质的人也必须坚守“硬规则”这一底线,好比足球比赛球不能出线一样。至于高素质的人,在规则的空间里自由运作。这一文化顶层设计,好比飞机飞越高山一样,最低要求是飞行高度超过高山的山峰,哪怕超过1米、1分米甚至1厘米也行,再低了就要撞山。这是“硬规则”的硬约束机制。当然,素质高的人,好比飞行在万米高空,十分自由自在。

3.“软规则”的文化基因带来信用的缺失。

中国文化对人的基本假设:“高尚人”的顶端设计而没有底线(其实,有一个道德伦理的“无形规则”构成的“底线”,只是不像硬规则的底线看得见),主观上希望全社会的人们遵循道德伦理,树立榜样,把素质差的人尽量培育成为素质高的人。这是一个美好的设计,但是往往不现实。中国文化向下兼容,文化特征是收敛的,收敛于“圣贤”这一文化制高点。可以说,中国文化的“软规则”的原始假设,是导致信用缺失现象的根源之一。

与此相反,西方文化对人的基本假设:无论什么人均有底线,并且是“硬底线”。这是自然哲学的文化根源。因为任何人面对大自然,遵循的规则都是一样的,大自然对于人来说,均是相同的“待遇”,不会因为某个低素质或高素质的人,“待遇不用”。这是自然法则的均等性。因此,西方文化采取底线设计,也就是用“法”来约束人、惩罚罪行,在“法”的底线基础上向上开放,文化特征是发散的。这里,“法”就是自然规则的一种表现形式,也是“硬规则”的本质特征,不像中国文化中的“道德伦理”这一“软规则”那样没有“硬约束”功能。比如某个人不遵循道德伦理,人们能够把他如何?起码不能进行经济处罚、法律处罚,最大的处罚也许就是“看不起”。这一“软处罚”有多大约束力呢?尤其是全社会相当多的人如果不遵循道德伦理,“看不起”的群体构成一个庞大群体,那么,就会形成一种“破坏社会规则”的巨大暗流,信用的破坏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了。因为“看不起”这一“处罚”太软,当这些“看不起”的人构成巨大的社会力量后,全社会也许还会出现一股股“逆流”,道德伦理将会普遍下滑,社会信用成为一纸空文,并且往往还没有“刹车机制”。

二、信用依赖于制度设计。

1.信用的本质就是人们按照规则运作。

信用是社会运作的保障体系,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,求得各方的满意和利益合理均衡。但是,这一美好的设想往往很难实现的。因为在利益面前,诱惑巨大,私心膨胀,好比一场大暴雨后滔滔的溪水流进一个大水库,看快就会冲垮这个“水库的大坝”。在利益尤其是巨大利益面前,是否坚守住社会规则,是人性一大考验,也是社会信用的一大检验。

2.制度设计是信用建设的基本条件。

西方文化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将规则转化为制度,让全社会的人们看得见、摸得着、感受到,好比红红的铁块一样,谁碰触就会烫手。这是人与自然博弈的本质规定性,形成一种“平权”的观念与视角,延伸到社会运作中,人际博弈也要遵循规则,实现“平权”,各方在同一规则下重复博弈,信用的要义在于延长“博弈链”, 在制度硬约束下,尽可能地重复博弈,各方只能采用“理性策略”和“有限策略”,“规则”→“制度”→“信用”→“博弈”构成一个内在的、必然的、本质的逻辑链,人与人之间是“陌生人”,“理”比“情”重,因为“不讲理”就不是人!

3.缺乏制度设计是信用缺失的根本环节。

体育为什么能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活动方式?为什么能够沟通不同的文化?根源在于体育将规则转化成为一种制度,明文规定什么是违规、一旦违规怎么处罚,写得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。希腊之所以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地,因为希腊及其所代表的古典文明时期,诞生了作为科学源头的欧几里得几何学与阿基米德力学,还诞生了以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哲学,自然哲学的诞生,规则观念的深入人心,为体育的诞生提供了天然的条件,古希腊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,这并不是巧合,而是历史的必然结果。

从哲学上看,任何无形的力量均需要有形的力量来实现,当然任何有形的力量最终又转化为无形的力量,构成一个“力量循环再生”系统。这是宇宙力量的秘密所在。马克思有一句经典名言: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,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。中国文化的顶层设计是道德伦理,这是一个无形的力量来源,关键是需要转换为“有形的力量来源”,也就是制度设计。这里,“制度”是将“无形规则”转化为“有形规则”的关键环节,也是建设“信用社会”的根本措施,人们应该像遵循体育比赛规则一样约束自我行动,那么,“信用社会”就有制度保障。

三、机制设计是信用建设的具体措施。

1.博弈方式是“信用机制设计”的理论源泉。

信用建设是一项具体的、复杂的、微妙的社会活动,直接涉及到人们的利益。利益是人类社会一切矛盾冲突的根源,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。但是,任何取得自我利益,就有一个博弈方式问题。

西方哲学中,强调人与自然的博弈。自然之大、自然之奥妙,人们面对自然应该保持一种敬畏感,大自然对所有博弈者一视同仁,来者不拒,公正公平,没有偏向。这就是自然规则的力量和伟大。当然,人与自然的博弈,也许看似人很聪明,其实人的智慧远远不及自然的智慧,哪怕如今发达的人类社会,还有大量的自然奥秘我们没有解开。因此,人与自然博弈过程中必须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,才有可能得到应有的收获。在同一条件下,只要博弈的人以相同方式活动,大自然依旧遵循规则,不会变招,“重复博弈”成为一种必然选择,也是最好的结局。

中国哲学中,强调人与人的博弈。孔子曾说:人不为己,天诛地灭。人的天然私心成为人与人博弈的天然障碍。任何人首先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,然后才会考虑别人的利益。这一“利益逻辑”成为人与人博弈的先决条件。“人与人博弈”与“人与自然博弈”的最大本质区别:博弈一方也是利益直接者。人与自然博弈的结果是人获得利益,“自然”是付出者。“人与人博弈”的结果是谁都希望自己多获得一点利益,谁也不愿意自己多付出、少得到。为了自己多获得利益,怎么办呢?基本思维方式就是“无限策略”,比如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“无招胜有招”,“人心叵测”,“兵不厌诈”,“虚实变换”(虚虚实实,真真假假),只能出现“一次性博弈”,“胜者为王败为寇”。在人与人的博弈中,谋略十分关键,《孙子兵法》、《三十六计》成为必读之书,中国从古至今最流行的书也许就是兵法,“阴谋”成为人与人博弈的最高水平,谁的“阴谋”最高明,谁就是最终的胜利者。衡量人与人博弈的规则变为“谋术”,人们比拼的是谁的谋略最高明、最厉害,而“谋略”本身就是“无限策略”,人与人的博弈没有完全重复相同的结果。因为博弈各方均在时时刻刻改变着自己的策略,而任何谋略的基本点就是自身利益最大化,至于采取什么办法实现,就看人们的智慧和心术。智慧的高低表现为办法的高明与愚蠢,心术的正邪表现为规则的遵循与破坏。一旦破坏规则,就会破坏社会信用,也许自身的结果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,社会信用的破坏损失的是社会的根本利益,牺牲的是社会的长远利益。

博弈方式是信用建设的实施前提条件,也是机制设计的根本环节。我国社会信用的建设,关键环节是将“人与人的博弈方式”转化为“人与自然的博弈方式”,也就是在“人与人博弈过程”中设置一个“自然”的环节,将“自然”成为人们博弈社会利益的“中介”。这是社会信用建设的机制创新。

2. 规则是信用机制设计的灵魂。

我们要将“人与人的博弈”转化为“人→自然→人的博弈”,增加一个“自然”这个“中介”,这个“自然”就是“规则”。人们的一切活动均按照规则运行,一切违背规则的行为均将受到处罚,并且是相同的处罚。规则面前人人平等。没有规则就没有信用。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。无序的社会最终将葬送人类自身。

中国文化十分重视“情”,轻视“理”、忽视“法”。这是文化基因的缺失。俗话说:人情大于王法。现实生活中,往往是“情大于理”、“情大于法”。“情”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归宿,没有“情”的世界是冷冷的社会。人们追求幸福生活,很大一部分就是“情”,比如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乡情、旧情…如果人们离开这些“情”,生活还是什么意义呢?这是中国文化的灵魂。但是,“情”与“规则”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性。因为“情”的核心是“心理满足、心灵共鸣、精神分享”,是高度抽象的精神生活方式,可以看得见的硬规则。然而,任何规则都是清楚明白的,不能含糊、模糊,并且可以重复使用、多人使用,“情”往往是自身感受,不能转移给别人,别人也根本不能重复。

规则的建立是信用建设的关键环节。但是,在我国文化基因里,往往受到“情”的巨大阻碍,规则很难建立,也很难执行。“情”与“规则”构成了“水火不容”的关系。如果不打破“情”的各种干扰,规则就不可能真正建立,信用也就失去社会根基。全面强化规则意识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,也是全社会最根本的责任。一旦“规则”全面的、系统的、彻底的建立起来了,人与人的博弈就会转化为“人与自然(规则)”的博弈,谁违背规则谁就处罚,并且是相同的处罚。那么,社会信用建设就具有天然的土壤和环境。

3.增大“失信成本”是一种约束机制。

虽然中国文化的顶层设计与信用建设存在着矛盾性,为什么传统文化沿袭五千年的中华民族还是礼仪之邦呢?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社会的信用远比如今社会好得多。这是为什么呢?

从理论上将,中国文化存在着信用建设的抽象性,即把信用建设寄托于高尚道德伦理之人,至于社会上素质低的人为什么也不会破坏社会信用呢?这是因为古代社会的生存方式决定的。自然经济时期,人们生活的圈子很窄,乡里乡亲构成一个人际交往圈,大大小小的“乡亲们”构建起来的“亲朋圈、熟人圈”,为信用建立提供天然的土壤和环境。因为在这么小的“圈子”里一旦失去信用,成本太大,基本上没有生存的空间了。这一的“失信成本”惊人,人们根本不能触及这个“高压线”。

如今,市场经济环境下,社会开放度远远高于古代社会,流动性越来越大,人们生活方式的隐蔽性也越来越高,生存空间的自由转换和机动灵活的生存手段,让人们的关系网变得瞬间化、偶然性、脆弱化、短暂性,尤其是互联网时代,人们生存方式更加微妙神秘,失信成本越来越低,失信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大,形成一种反社会文明进步的潮流。

增大失信成本是建设信用的根本措施之一,也是最现实的手段之一。形形色色的“个案处理”、“下不为例”大大增大了“失信”的负面效应,等于变相鼓励失信。为什么要“个案处理”、“下不为例”?规则面前没有特殊个案,也没有下一次机会,好比在战场上“要么生、要么死”,没有第三个选择。规则面前没有任何灵活度,也没有任何“人情味”,俗话说:铁面无私。否则,规则就会土崩瓦解。

破坏规则是社会灾难之源。任何看似讲人情的违规处理,其实伤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,也就是牺牲全社会利益来满足极少人的利益。这是一种无形的“社会犯罪”。规则是社会正常运作的基本保证,也是建设社会信用的根本措施。只有强化底线设计,对违背规则者零宽容、零容忍、零退步,才能逐步形成规则意识、规则文化,养成自觉守信的习惯和风气,培育社会的信用环境。

4. 规则“执行难”到底“难”在什么地方?

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下,规则也许并不能自动产生社会作用,需要一个超越所有各方利益的第三方---“政府”,严格执法,目的是保证规则的执行到位,实现社会各种博弈的公平正义。

其实,道理也许谁都清楚,问题是一旦遇到失信问题,怎么处理呢?中国人骨子里的“关系思维”成为破坏信用的催化剂,“权力干扰”成为破坏信用的“核武器”。

有的中国人有一个劣根病:“关系大于法律”。一旦违规违法,不是坦然的接受处罚,而是千方百计“找关系、找后台、找路子”,寻求法外开恩。这是一种封建文化的遗毒。这里,权力的介入往往使社会规则变得软弱无力甚至形同虚设,信用荡然无存。权力本来是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武器,一旦用错地方,权力就成为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祸水。失信者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,相反也许还获得巨大的利益,守信者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,反而受到排挤打击,出现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现象。

排除权力的干扰成为建设社会信用的核心环节。建立权力阳光化操作和全维度监督机制,让“失信者”没有机会寻找权力者的“保护”,并且增大失信成本,在全社会养成一种“信用敬畏心理”,“信用”成为看得见、摸得着、感受到的一个“硬规则”。

从本质上看,社会信用的丧失,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政府执法者的失职。为什么会失职呢?主要原因就是腐败现象。失信者寻租权力者,权力者“保护”失信者,构成一个腐败链条,社会运作过程中,充斥着大量的失信现象,在一次性博弈中,一侧是没有规则或者有规不依,有规不循,另一侧是权力破坏规则,让规则形同虚设,失信者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得意忘形,守信者的付出成本远远大于失信者,遵纪守法者反而输给形形色色的失信者,让社会运转进入“逆向演化”的道路,社会风气江河日下,乌烟瘴气,那么,整个社会就会充满腐败味、腐朽味,伤害着社会肌体,危及着社会兴盛繁荣。

建设社会信用,基础环节是政府信用,依法治国是“政府信用”的根本保证,让权力成为信用建设的支持者而不是破坏者,让法律成为保护守信者、打击失信者的利器。这是社会信用建设最根本的措施。这里,“政府信用”是龙头,“企业信用”是龙身,“民众信用”是龙尾,构成一个“社会信用龙”。因此,一个社会信用是否建立和正常运行,核心环节是政府。这是政府的一个基本责任,也是当下中国社会最紧迫的问题之一。

5.发挥全社会信息化体系和互联网的强大作用,发动全社会的民众广泛参与,客观的、真实的、快捷的、多维度的监督信用。

当今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,信息化体系已经成为最快捷的、最强大的监督工具。因此,信用建设需要信息化体系的强大支持。一是建立中央级的信用监督信息化体系。二是各省市县乡镇均建立信用信息化体系,并与中央信用信息化体系构成天地一体化的大系统。三是建立信用数据库,将商业信息纳入政府监督范围,每天成交的商业数据进行分类汇集,提取关键数据进行快速上传。四是对于工厂产品建立条码管理系统,并且将商品条码信息与交易信息进行对比分析,最终建立全社会的商家诚信档案。五是消费者信息,按照城市、区域、商品、时间等分类方式,建立消费者信息数据库,最终建立全社会的消费者诚信档案。

一旦发现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其他违规商业交易活动,无论是直接消费者还是其他民众,均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举报,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查处。这是打击失信者的现代化工具,也是未来社会最强大的监督工具之一。这里,政府可以建立鼓励机制和处罚机制,比如凡是举报者一旦查证属实后,政府将处罚金额的30%奖励给举报者。这样,举报者也有相当丰厚的回报,可以激发全社会民众进入信用监督活动之中,打一场现代化的、规模浩大的“人民战争”,失信者无论多么虚伪狡猾,也很难逃脱人民群众的广泛监督之中,况且还有“互联网”这么强大的传媒工具。

6.“法律的刚度”决定着“信用建设的成功度”。

规则不会自动产生作用。对于违规者,法律是最后一道防线,也是最好的一道闸门。

相比世界规则之“刚”,中国文化更多的体现是“柔”,但是这个“柔”应该有“度”,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“柔”,就是一种“过度的柔”、“过大的柔”,这种“过大过度的柔”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,看似包容一切,其实“纵容一切”,出现“物种侵入”现象。大自然之所以保持着内在的和谐均衡运动,根本原因是有内在的约束机制,比如生物链、生物网的天敌机制,某个生物一旦过分旺盛,就会遇到另外一个生物的抑制,构成了天敌系统。但是,外来物种往往因为没有天敌,就会是无忌惮的疯长,成为一种可怕的“生物杀手”。

中国传统文化的“柔”应该结合世界规则的“刚”,才能形成“刚柔相济”的约束机制,克服司法的所谓“能动性”、“过大的弹性”和“过度的灵活性”。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违规行为,处理者往往采取“原则上”如何如何,这个“原则上”基本上等于开启了失信者的“后门”,也就是在规则的“刚”上开一个“小缝”,失信者就会像风一样从这个“小缝”里逃掉。规则之刚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“缝隙”,好比大坝不能有“蚁穴”。“千里之堤毁于蚁穴”。我国司法的硬度直接决定着“法律的刚度”,而“法律的刚度”又直接决定着“社会信用的成功度”。因此,强化我国的司法建设是建设社会信用的基础环节,并且将政府监督机构进行组合协同,发挥多维度监督功能,形成合力,规避死角,注意容易出现违规现象的重要环节和主要区域、主要行业、主要市场,进行重点监督。